王琳:举报困境首先是个执法问题

法律界 http://www.mylegist.com 2010-06-21 15:42  南方网  王琳

由于信息的不透明,使得我们这个欠缺“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充斥着一些模糊的数据。媒体、专家频频引用而不问出处,只为说明那真实存在的现象。这种奇怪的“数据认同”,既能引发关注,又可能掩盖了一些真问题。

 

比如最近有报道称,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6月20日《法制日报》)。这里的“约有70%”令人触目惊心,引发舆论风暴自在意料之中。然而问题是,此数据从何而来?

 

记者的交待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但究竟是哪个材料,什么时候的材料,不得而知。这直接造成了数据真伪的不可考。笔者曾在检察机关呆过9年,也干过检察统计和受理举报的活,但笔者从未经历过,甚至也从未见过有针对举报人遭报复情况的统计。而且,从技术上分析,这样的统计相当困难。就在上述报道中也介绍了,近几年检察机关收到的举报,匿名的比例很高。如来自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表明,2009年的匿名举报共2203件,占到了59.1%。既然匿名举报是如此之多,最高检察院的材料又是如何统计出“约有70%的举报人遭到报复”?

 

从舆论的反响来看,几乎看不到对这一数字真伪的追问。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官方从未披露过相关的数据;二是人们从自己的现实生活体验出发,愿意相信这一数据,哪怕它仍还存疑。一言以蔽之,数据真不真实不重要,数据背后的真问题才重要。

 

举报人保护就是现实司法生态中的真问题。我们可以从媒体上轻易地找到一些个案加以佐证。这些个案虽然无法统计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这些个案中的举报人遭到各种打击报复却是真实的存在。对于具体的举报人而言,是否遭到过打击报复都是百分之百的精确——如果不是未遭报复,那就一定是遭到了报复。

 

举报人保护是个世界性难题,只是在中国格外突出。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专家认为是举报人保护的立法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疏漏,有检察官则认为是“隐性报复”行为隐蔽难以界定。应当说,这两类分析中所反映的情况,也都是现实的存在。但过度强调立法原因和界定困难,就有推诿责任之嫌。

 

在我看来,举报人保护既有立法的问题,也有执法问题,但它首先是个执法问题。如果是立法问题,最高检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立法建议,检察机关的“两会”代表、委员还可以提交相关议案、提案。事实上,近年来的“两会”上,与举报人保护相关的议案、提案并不少,但奇怪的是,据人大公布的资料,这些议案、提案多被“办结”了。

 

回头看现有立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均有专门针对举报人保护的条款。最高检也曾下发过《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等具体规程。比如,检察机关必须为举报人保密就是一条贯穿始终的原则。如果保密条款得到了切实的执行,又何来“七成举报人遭报复”这一数据?反过来我们也应该追问,举报人屡遭报复的背后,是否有检察机关的内鬼在向外源源不断地传递情报?及时查处发生在检察机关内部的泄密等违法行为,较之抱怨立法缺失更为可取。

 

至于“隐性报复说”同样是个次要问题。“隐性报复”也许难以界定,检察机关可以先检讨的是,那些不难界定的“显性报复”都处理了吗?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举报人如此缺乏保障,举报宣传就不应再提倡实名举报。相反,应多倡导公民使用匿名举报。比如,有地方检察机关曾推出过“匿名举报”、“密码领奖”,这虽然算不上什么技术创新,却既解决了举报人保护的难题,又能通过便捷而保密的领奖方式鼓励的举报人的举报。类似这样的土方法,无须借助立法,也完全可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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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y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