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官生存状况调查:有人自购防弹衣 有人辞职

法律界 http://www.mylegist.com 2016-03-08 17:15 
基层法院法官流失已经不再是新闻。在法官辞职的理由之中,排名前四的分别是福利待遇低,职业风险高、责任大,审判压力大,晋升空间狭小。

 

 

法官再次成了舆论焦点。


2月26日晚,北京昌平法院女法官马彩云在自家单元楼下被枪杀,凶手是她经手的一桩离婚后财产纠纷案的原告。这名凶手与同伴在犯下另外两起枪击案后,在车内自杀。马彩云遇害案在法官群体中引起的轰动,不啻于2015年湖北十堰法官被刺案。


几天后,陕西高院法官离职的报道见诸各大网站。这位博士法官离职前,每个月工资不足5000元,家里母亲却罹患癌症。时值两会开幕期间,基层法官问题再次成为代表委员的关注重点。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的9个提案中,有一个便是提高法官的待遇问题。


 

2015年,一位北京高院法官对全国2660名法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报告显示,57.37%的被调查者认真考虑过想要离开法院,目前着手进行离职准备的有9.81%,而从没有想过离开法院的法官仅占5.53%。在法官辞职的理由之中,排名前四的分别是福利待遇低,职业风险高、责任大,审判压力大,晋升空间狭小。


基层法院人员流失已经不是新闻了。在2015年,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至少有8个省出现了法院岗位无人报名或人数不够而取消考试的情况。而据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黄斌的调查研究,在全国8个省市的法院流失人员中,其中年轻的审判业务骨干是流失的主要对象,比如北京市法院近年来流失的人员中,有88%来自一线审判执行业务部门。


在马彩云法官遇害案后7天,凤凰网联系采访了全国8个省的11名基层法官,他们之中已有6人离开了法院,如今仍在职的5人中,只有2人明确表示“暂时不会离开”,一位是从业24年的老法官,一位是去年刚入行的新人。


跟踪、刀、燃烧瓶


“马法官被杀为什么引起法官群体这么大的反应,因为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兔死兔悲’吧。这种事随时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一位北京的基层法官说。他有同事曾去派出法庭审案,因为安检条件不够,自己就买了一件防弹衣。


在马彩云案之前,法官遇袭事件就已发生过多起。2009年2月25日,辽宁营口一名女法官被一起征地补偿纠纷案的当事人拦下,在拒绝其改判的要求后,被连刺十几刀。2010年6月,湖南永州一男子在法院办公区内持枪扫射,造成3名法官当场死亡。同月,广西梧州市一男子在法院强制执行案件时,对执法干警和法官泼硫酸,该院院长受重伤。2015年9月,湖北十堰4名法官遇刺,原因同样是因为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不满。


在直接面对矛盾第一线的基层法院,被当事人骂、打、撕毁法律文书,似乎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师傅说,如果一个民庭法官没有被当事人骂过、打过,那都不是一个好的民庭法官。”多名接受采访的法官说,他们都曾被当事人或其家属跟踪过。“有次我去接我孩子放学,我工作很忙,这是很不容易的,结果我一个案子的当事人跟过来了,说,你孩子在这上学啊,我的案子你看要怎么判?”


大多数情况下,安检能够将潜在的危险排除,比如拐杖里藏刀。在网络社区“知乎”上,曾有一位法官晒出了法院安检查出的各类违禁品,除了各式各样的刀具,还有一瓶伪装成矿泉水的汽油。


然而安检并非是万无一失的。一位江苏的离职法官说,曾有一位70多岁的老上访户,问题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得到解决,但因为钱用完了,又来起诉,被法院驳回了。他用报纸将刀裹起来放在法院的铁栅栏外,自己通过安检后,把刀从栅栏外拿了进来。“拿着刀就要砍法官,但那次法官不在,他就把宣传栏上的照片给砍了。结果领导开会说,你们法官审判要注重技巧。我们法官判案面临这么大的危险,领导还这样说,真是让人心寒。”除却日渐繁重的工作压力,基层法官的职业风险也未得到过解决。“我们有个同事辞职,辞职报告里写’我还想多活几年。’”


一位河南的离职法官曾遇到过一个艾滋病人,他的兄弟在20年前被执行死刑,“现在向法院要遗体。他会咬人的。”在十年的法官生涯中,他还有次被当地老百姓围攻过十个小时。


相较于在院内审案的同事,一位已经离职的北京基层法官觉得,执行庭遇到的极端事更多。他曾经好几次去执行拆迁的案子,对补偿条件不满的人们会采取各种极端手段,有锁在屋里割脉的,也有拿着刀出来要和法官拼命的。有一个拆迁户在自家房子的围墙上放满了燃烧瓶,站在房顶上开始往自己身上倒汽油,并点燃了打火机。他和同行的法警们不得不暂时撤退。最后这房子还是拆了。


“老娘舅”


“(我)从来没有感受到法院的威严,一直在充当老娘舅角色,还要担心被当事人投诉信访。”在基层法院工作7年后,一位浙江法官选择转行当了律师。


在接受采访的基层法官中,这种毫无尊严的憋屈感普遍存在着。江苏一位基层法官也有同样的感觉,而让他倍感心累的只是一桩普通的离婚案。“男的要离,证据比较充足,什么开房记录都有,女的不想离。判决下来后,她也不上诉,就是闹。砸了法院的花盆,指着我桌上儿子的照片威胁我。我觉得很委屈,我按照国家规定来判决,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压力。然后法警把她拉出去,她就开始喊:’法院打人啦!’领导当然知道她在闹,还让我去做好安抚工作。我觉得很憋屈。”


中国正在经历转型期,社会矛盾激化,大量矛盾最终集中到了基层法院。“网络上充满了暴力和戾气。”上述法官说:“但法官的地位不是靠员额制改革就能改变的。”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曾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称:“08奥运开始,中国社会转型阵痛加剧,传统的政治动员、意识形态规训成递衰之势,官方越来越依赖强力和金钱维稳。老百姓借由司法渠道维权基本失灵,而遁入信访不信法的怪圈。与之同时,司法不能自守本分,自媒体时代对司法贪腐的放大效应,使得司法公信力一落千丈。司法人员的参差不齐,素质不尽如人意更是授以社会抨击的口实。”


信访牵扯了基层法官的部分时间与精力,让他们无法完全专注于审判工作。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几乎每个基层法官都在抱怨信访带来的工作量和压力。“基层法官其实还有不少精力都花在了应付信访的事情上。如果他去了那些重点部门,首先你得把人接回来。如果他只是四处寄材料,那上头把这个材料转下来,你就需要对已经处理的案子写一个报告,写我为什么这么判,写他信访的理由为什么没有道理,有什么困难导致他这样做。很头疼的。而且信访还作为一度还作为考核标准。”前述北京离职法官称。


“院里一位老法官就告诉我,多做不如少做,少做不如不做。”另一位江苏的法官说,他有很多朋友在上海当法官,上海搞司法改革,会把法官的联系方式发给每个当事人。当事人来电话必须接,如果不接,他们就会投诉审案的法官。


据一位曾在四川某基层法院工作的人士称,并非每个信访案件都有足够的理由。“我接触过一个拆迁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对拆迁补偿不满,所有行政程序都走过了,但她不服,常年在政府、公安、法院之间上访。刚开始要求增加自己的赔偿,后来要增加全家人的赔偿,要把她姐姐拉在一起,还要求给她的子女孙辈解决社保问题,要求非常不合理。基本上一周可以看到她两三回,拿着水杯,旁若无人,她在这儿,(我们)就根本无法工作了。”


除却信访带来的压力,有些基层法官表示,审案时还会受到上级的干预。前述河南离职法官称,曾经有法官因为正在审理的案件受到上层施压,不堪压力而跳楼自杀,“上面批示要查办,还成立了专案组,据说当事人跟上面领导是老乡。”


“出来不后悔”


“有时候开完庭,我会问那些律师,如果我把我的位子给你,你愿意跟我换吗?结果那些律师,从25岁到50岁,没一个愿意的。”一位即将离职的法官说。他在去年提交了辞职报告,今年终于走完了冗长的程序。


在凤凰网采访的11名基层法官中,辞职和准备辞职的基本上为工作5年以上的年轻法官,有些人还曾获得三等功,判决的案件被选入示范案例。大家离开体制的原因大同小异:事多、钱少、责任重、看不到上升的希望。


虽然不同的法庭案件数量不同,但法官们普遍认为,这几年案件数量呈现“爆炸性增长”。一位在民庭工作的江苏基层法官称,自己每年案子数量从200多一下涨到将近500件,收入却从当年的11万降到6万左右,“收入砍了一半。我才30出头,头上就已经开始秃顶了。”妻子在医院生产时,他连假都请不了,只能在庭审结束后匆匆赶往医院。


而一位在行政庭工作的北京法官称,其年结案量从60、70件增长到200多件。“尤其是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一个月处理了28个案子,基本上一天出一个判决,每晚都要加班到10点,一个晚上就能抽掉一包烟。工作已经成为我全部的生活了。”开完庭后需双方对判决确认签字,但劝当事人签字的时间,有时比开庭审理的时间还长。


还有人曾经历过通宵达旦。“我们执行庭的加班是晚上出去抓人,抓那种白天不在家的老赖。有次我们晚上出去了,抓了一圈,没抓回来。然后到晚上十点,大家就说下班吧。我刚从院里出去,等公交车呢,内蒙古口岸边防武警给我打电话,说抓住一个老赖,他要出境。我就马上又回院里,跟领导汇报。领导说去,抓人。法警队马上派了一个车,三个法警,我们就连夜开车到内蒙。600多公里,去口岸抓一个人回来。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到的。”


 

与繁重的工作相对的,收入却难以让人满意。在凤凰网采访的11名基层法官中,即使是在北上广此类经济发达地区,一名法官一年的收入也没有超过10万。上述北京基层法官在2012年转正后的月工资是2700元,2014年涨到5000元左右。单位分房的福利早已不能指望,法院给年轻员工提供了公租房,一居室月租为2700元,两居室月租为4500元,租金就会占去收入的大部分。


在东部省份江苏,即便是副庭长,月收入也不过5000多一点,而当地房价为每平米1-2万,“这还不是市中心的房子。”而在四川,曾有一位庭长对属下称,自己工龄20年,月工资不过四千多元。


“以后社保并轨,法院对年轻人就更没有吸引力了,看到离职的同事们赚的钱更多,肯定还要走的。现在案子这么多,留下来的人工作压力会更大,这就变成恶性循环了。”


对于年轻法官而言,近年来开始施行的员额制改革让他们颇有疑虑。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提出要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同年7月,作为首轮司法改革试点的上海公布方案,将法官额度限定为33%。


“大学刚毕业的,进入员额内几乎没有可能。但你第一次进不了,以后想进员额就更难了。发展空间就有局限了。”一位安徽的老法官说。


这样的担心在年轻法官群体中极为普遍。“你进入法院后,要两到三年做书记员或法官助理,才能够成为审案子的法官。大家都是从那个阶段熬过来的。好不容易熬过来了,要成为自己审案件的法官了,结果一搞员额制,你如果进不了员额的话,那么又成为法官助理了。”


上海一名基层法官称,此次上海员额制改革为年轻人留下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名额。“我有很多同学在杭州的法检,上海比杭州要公平得多,留给年轻人的机会也更多。杭州的话,基本上得在老员工退掉之后才有名额。司法改革之后,据说最少也要七年才能从法官助理转成法官,我觉得时间是漫长的,但是也是一种积累吧。”


即便是有把握能够进入员额的法官,依旧会有人对未来不太满意。“我虽已是中层副职,可能很快就会提到正职,我可能余生就默默无闻地办案子,我不喜欢一眼望到老的生活。”离职的浙江法官称。


有法官认为,从2014年开始的法官离职潮,或许还跟2009年的扩招有关。以北京为例,2009年与2010年进行了大规模扩招,分别招收了637和746人。而以往每年入职的不过两三百人。由于法官有5年服务期,一些年轻法官会在干满5年后考虑离开法院,另谋他职。遂从2014年起,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地区,开始出现基层法院法官大量辞职的现象。2015年,北京西城区法院甚至出台规定,对法官辞职设限,并要求部分法官延长服务期。


“据我了解,越往中西部省份,法官离职人数越少。只有东部沿海这些地方,离职人员比较多,因为经济发达,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出来随便一个工作,都可以挣到在法院的钱。”


“那你从法院出来,后悔过吗?”


“不后悔。”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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