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外调解具有双重功能

法律界 http://www.mylegist.com 2009-11-21 16:36  雷小政

据报道,2001年5月,山东省某县居民刘某因炒股向李某借款8万元,碍于同学关系没有写借据。今年3月,李某在多次催款无效的情况下诉诸法院。一审法院基于刘某对借贷事实的自认而判决其还款;二审法院基于李某不能依法证明催款事实而超过诉讼时效推翻了一审判决。事后,李某认为这是刘某请客、送礼的结果,为“争一口气”多次申诉、上访、花钱请“讨债公司”帮忙以及到李某的公司宣扬其为“赖皮狗”,双方关系变得水火不容。7月初,事情出现了戏剧性转机,居委会主任王某主动上门调解,结果刘某还了李某6万元以作了结。

在一些民事纠纷中,法院判决虽然最终确定了权利的归属,但是并不能止息争讼,有时反而会加剧当事人之间的不和或冲突,乃至破坏某种秩序的和谐。那么,如何在诉诸法院之外寻求一种途径,既能确保权利救济,又能恢复社会秩序的和谐?本案中的诉外调解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人类历史上的诉外调解实践也印证了其中的可能性。

在西方社会传统中,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泛权利”的社会关系,人们普遍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和诉讼观念,在他们看来,依法保护自己权利的首选“药方”便是诉诸法院。

诉外调解等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在西方长期处于凋衰状态。

到了近代社会,随着法院和诉讼制度的完善,人们更是热衷于通过公正的程序解决各种权利纠纷;同时在国家主权观念的支配下,他们认为公民私权利的实现必须通过国家公权力作出具有强制力的评判来实现。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这种“为权利而斗争”的观念并没有像期望中的那样实现了“法和平”,而是带来了许多激烈、恶意的冲突,甚至对权利产生新的危害,而且,法院程序的严格和复杂性总是无情而又不可避免地导致讼累、诉讼拖延和花费巨大,一些权利救济也堪称“画中之饼”。各国在反思这种“诉讼病”的法文化的过程中,一个最为重要的举措就是在诉讼内创设ADR调解程序,在诉讼外推广诉外调解、仲裁等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它们的成功作法使得“差一点的和解也胜过完美的诉讼”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一种共识。通过西方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诉外调解是以权利救济为主要功能的。

在中国古代,调解制度却主要演绎着另外一种功能。确切地说,调解几乎是保障人伦秩序和社会和谐的工具,而与权利救济没有多大的关系。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教义:统治者所向往的社会目标是宗法等级社会秩序的和谐,而人际冲突和家族冲突都会威胁这种和谐,理想的社会即是“无讼”、“息讼”、“和睦无争”。古代诉讼制度的纠问化倾向和诉讼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也增加了民众对调解的亲和力。结果,不仅中国古代的官员在调解民间纠纷时为了保护人伦秩序,往往抛开法律文本或法条,循礼教为之,而且,许多村中族长、长者在主持调解时,为维护家族内部乡邻之间的感情和宗法秩序,有时甚至牺牲真正的权利归属。譬如,发生在长辈与晚辈之间的轻度伤害案件,调解的主题往往不是追究具体的加害人,而直接议定晚辈的赔偿或补偿方式;兄弟与孀妇之间发生关于房屋等财产权利的纠纷,调解人往往劝导兄弟将财产转让孀妇,以体现“衿恤孤寡”等等。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中国古代调解具有单一的价值取向,但它在维护特定的社会秩序并恢复其中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上,具有不可抹杀的作用。

通过比较法制的梳理,不难发现,民事纠纷的解决不应只强调通过法院诉讼解决,诉外调解等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也具有权利救济和恢复社会秩序和谐的双重功能。虽然这两种功能在中西方传统中的表现不尽一致,但其中的协调和一致性对于现代法治社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不少西方学者对“权利正义”这一主题进行了补充,认为它还具有两个补充原则:公平和宽容,即人们在权利上的斗争和斤斤计较并不一定有利于实现和保护权利,某种程度的忍让和和睦交往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秩序的和谐和权利的真正实现。埃尔曼曾经作出精妙的概括:“调解及其他的非诉讼方式是一种重建任何冲突可能打乱的平衡的代价低廉的方式。”

在我国,作为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之一的人民调解,被国际同行誉为“东方一枝花”。但是,我们也看到,我国人民调解调处民事纠纷的数量已由20世纪80年代与法院一审民事受案数17:1的比例下降为目前的1:1。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对人民调解的双重功能在认识和实践能力上存在着不足。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权利意识的膨胀,“诉讼病”在许多人观念中存在,人们对人民调解在恢复社会秩序的和谐上存在怀疑。刘某和李某在借贷一案恰恰折射出了纯粹诉讼救济的缺陷,同时,它也印证了人民调解在恢复社会秩序的和谐上具有独特的魅力。另一方面,人民调解制度在权利救济上有所折扣。长期以来,在我国人民调解协议是缺乏法律效力的,而且在调解的实际过程中执法不严和不文明等现象也客观存在,极大限制了其权利救济功能的发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5日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提升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综上,完善我国的诉外调解,不仅面临着制度和规则的调整,而且面临着功能目标的准确定位。一方面,我们既要继承传统调解在恢复社会秩序的和谐上的有益经验,也要吸收它作为权利救济体系辅导性组成部分时的成功作法,以具体而有效地解决民事纠纷,促进社会秩序的日益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