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丰仪:依法治国的根据从何而来

法律界 http://www.mylegist.com 2013-12-27 22:19  共识网  

一九七九年,法学家李步云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的概念,在国内引起不小的震动。长期以来,在崇拜党崇拜领袖的宣传文化影响下,最高指示、上级文件、领导意见多么神圣。在人们心目中,这些才是执法办事的依据。人们揣摩圣意就将失宠的领导送进监狱。上级文件下来就将一批人划成右派反革命,押去劳改。在基层,领导发怒就将某人打成反革命,抄家批斗,关押判刑。甚至几个革命群众一吆喝,就可以打死阶级敌人。这些已成思维定势。执法部门按照革命的大道理办事,也是他们自保的方法。如果依法办事,法在哪里?如果法跟领导意见不一样咋办?这不是为难他们吗?他们的脑筯一时不好转弯。
 
  这口号却得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文革后复职干部的肯定。他们年轻时参加革命,可能鼓动过群众运动,向地主富农,向党内异己斗争,甚至以此为荣,当作革命的功绩。时过境迁,文革中自己被人揪出来时,面对无理指责批判,被人辱骂殴打,失去人身自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才体会到其中的痛苦,联想到革命运动的荒谬。他们无法追根溯源,弄清思想理论的谬误,却从实际中知道人斗人、人人自危的社会无法使经济文化发展,国家也不能前进。他们了解到西方国家治理良好:由国会通过一条条法律,社会便遵守执行。可以防止个人胡作非为。他们的理性良心认同“依法治国”。着力扭转左倾文化。
 
  三十年来,“依法治国”已经取得共识。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上级文件、领导讲话都强调这点。干部们也接受了这一套说辞。在法律工作者的努力下,几百部法律法规逐步制订出来,比起以前法律空白,现在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这就做到了“依法治国”吗?你的法律就会内化为人们的法制观念,让人们自觉遵守吗?显然不是。以前皇权专制王朝也有法可依,社会动乱一来根本不管用。盗贼蜂起,奸雄鹰扬,谁都不把法放在眼中。我们现在许多法摆在那里,官场照样腐败,社会上官民对立,冲突频发。前段时间,河南有关部门按照法规,上高速路罚款,逼得一个运输户服毒自杀。这样的法规,普通人能遵守吗?
 
  法,有一个良法和恶法的问题。哪么,良法是如何制订出来的呢?怎样才符合良法的标准呢?这是一个法理学问题,也是一个深刻认识人性,认识人性与道德法律关系问题。不理清这些问题,便不能判别良法与恶法,法便不能深入人心,不能得到长治久安的社会。
 
  一百多年来,从达尔文开始的众多科学家,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从各个学科认识人类,加上对地球上仍有的原始部落实地考察,将许多知识汇合起来,明确了人性。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社会行为的遗传进化有大约五百万年的历史,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过程,形成了人性。人类的婴儿,包含了作为人的各种潜能。他在亲属的抚养下成长,会自然表现出遗传的人性:语言、合作沟通、对亲族的感情、对陌生人的警惕、对异性的爱慕等。从大约一万年前开始的农业社会,则主要是文化进化。
 
  原始部落是一个亲族社会。首领是父亲或德高望重的父辈,成员是直系亲属或旁系亲属。部落的幼小没有固定的父亲,他们是大家的希望,人们都悉心照顾幼小。群体讲究论资排辈,人们在乎地位,成员是既联合又竞争的关系。
 
  遗传进化形成了道德观念和公正规则。一个人在亲族中成长,很自然地认可这些规则,反感破坏规则的人。不遵守这些会造成人的精神痛苦,引起部落的解体没落。它大致有以下主要内容:人人都要劳动,为部落的生存尽力;不能遗弃和虐待幼小;不能伤害和谋杀同伴;暴虐和没能力者不能担当首领。违反这些就要处罚,否则会破坏凝聚力。由于成员都有宗教倾向,所以处罚都要借神的名义。实质这些规则是符合整体利益。
 
  当社会文化发展,人口增多,人不是生活在固定的亲属群体中,这些人性的特点会变成弱点。尤其是建立国家以后,许多族群相处,要形成新的规则来规范人性,以免群体间互相攻击,四分五裂。同时,生产工具的进步会促进精神成长,法律和道德又要适应成长,给人们良好的引导,促进社会的进步。
 
  总结来说,法律是一种文化规则,它和道德产生于同一原点,深藏于人性遗传中,内容大部份重叠,它是强制性的道德规则。它既要尊重人性的自然道德,又要注意现代环境下的人性弱点,给予理性的引导。尤其要注意文化发展带来的精神成长,要适应成长,才有利于族群的发展。
 
  上面这段就是法律的原理,也就是良法的标准。这些阐述显得枯燥,下面分析现有的三种法理学观点,分清对错。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法理学
 
  先秦三代仍然是血缘亲族的社会,只是王族上升为统治者,以家代国。庶民家族是农业公社,崇拜祖宗,同居共财,家族内部相处的规则和原始社会差不多,以自然道德为准,讲究家法族法。国家宣扬“代天行罚”的神权法思想,将刑罚说成是天的旨意。国法针对的不是个人,而是天下庶族。这种情况于春秋末年开始改变。由于铁器农具的发明,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们从农业公社中脱离出来,组成核心家庭外出开垦新土地,造成原始公社解体。但这工具进步带来人的精神成长。人们不再依赖亲族,而是注重提高个体能力,对亲生儿女倾注更多感情,使人的精神更丰富。
 
  传统文化最大的问题是宗法文化原型。祖宗崇拜,论资排辈,讲宗法道德,强调人的自然道德,却不适应文化发展。当人已经个性化、社会化,核心家庭谋生成为主流,没有构建社会正义观念,保护个体的权益,而是引导人精神回归原始,从亲族中寻找慰藉,使人内心存在冲突,不利于精神成长。老子和孔子的有关著作,都是强调自然道德,没有看到文化发展的引导作用。
 
  秦汉以后的法律道德体系也是以宗法文化作为底色。表面上宣称孔孟的“仁政”,实际是法家的“君主中心论”。董仲舒称:“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君主奉为“天子”,制定的法律就代表天的意志,将皇权加上神圣的色彩,目的是维护皇家的利益。对于文化发展带来个性成长的普通人,没有给予起码的权益保护。虽然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有对社会人的规范,但其法理从根本上维护统治者,漠视普通人权益。社会化的人脱离了亲族,要加入社会团体满足精神需要,但统治者对社会团体极具戒心。因为地方豪强、土匪、军阀、邪教对皇权有威胁。皇权极力打击、取缔这些,使社会个体始终处于弱势中,权益无法得到保护。一旦皇权衰弱,无力控制社会,隐性团体极易纠集暴乱人群,乘机作乱夺权。所以,社会总处于治乱循环中。
 
  总之,传统中国的法理只代表皇家利益,理念落后,没有根据文化发展来制订法律。这种制度对人的精神成长和文化发展不利,这是传统中国落后的原因。它是制造恶法的法理学。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
 
  道德和法律是人类的精神文化。它既与人性遗传有关,又与人类文化的发展相连。因此,个人如果没有长者的心胸,从独立的角度整体地考察社会,是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法理学精神的。马克思活跃的年代,对人性的科学认识还没有明确,他仅从批判资本主义的角度,认为法律代表国家意志,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只与物质生活条件有关。他的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他只有论述法律的言论,根本没有理解整体社会。
 
  列宁组织暴力革命后,为了对付敌对的竞争性的派别,开始提出“马克思主义法学”,主张用无产阶级专政对付敌人,这也是社会主义法律的来源,其立足点只为一个集团服务。再加上将党和领袖神圣化的宣传,将权力神圣化,用党和领袖的权力代替法律。只图短期利益,只为个人和派别服务。这种理论到了斯大林手里,更是成了镇压异端的工具。大量无辜百姓和干部遭杀害,押去劳改,制造出一个恐怖的社会,只为巩固他的极权统治。这种东西传到中国起到同样的效果。革命时期的苏区,党和领袖神圣化,成员没有权益,许多干部战士在“肃反”的口号下被杀害,其实是上层争权夺利的结果。革命胜利后,掌权者仍然不肯放弃这种模式,喜欢个人极权。法律条文只是虚设,上级文件领导指示大于法律。社会上的人,可以随时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坐牢枪毙。干部知识分子得罪权力,立即送去劳改。文革时的公安六条,让全国无数的人遭到杀害关押。广西两派武斗中,一派得到权力的支持竟可以杀光另一派,让尸体在珠江上漂浮。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也是中华文明史的耻辱。
 
  马克思主义法学脱离人性的自然道德,没有仁慈公正的精神。这种东西就是权力凌驾一切,胡作非为。
 
  三十年来,我国的法学家作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头上戴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紧箍,在实际制订法律条文时,却是参照西方文明社会的法律,消化引进,使社会民间有了基本的法律规则,保持了大致的公正。但在制约权力上,在国家政治体制上,法律仍是空白。由于精神文化的限制,无法迈过这条门坎,使社会安全仍然存有隐患。
 
  三、西方社会的法理学
 
  西方的法理学来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抓住了社会道德核心问题:任何人的权益都要得到保障,每个人都要尊重别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由此产生了自然法体系。罗马帝国统一希腊后,吸收了这套优秀文化,通过基督教的传播,作为神的旨意来贯彻,构建了罗马法权体系。这种神权法和中国古代的神权法,实际内容差别甚大。这套思想理论,被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为抽象的正义论,唯心史观。但它确实在科学认识人性之前,准确地抓住了人类的精神内核,良好地规范了社会。
 
  在罗马法权体系下,虽然贵族和平民的权益都要得到保障,由于神权的影响,贵族占据优势地位,当然有利于维护他们。当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也是有利于资本家,使工人阶级处于弱势。通过工业革命,个性启蒙,科学发展,政教分离,兴起了民主自由,带动了政治制度的改革。普通人增加了政治权益,参与管理社会,提高了社会地位,内心提高了生存自信,带来人的精神成长。
 
  西方的社会管理,是每个人的权益都要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使用民主手段,禁止暴力革命,各种思想自由争鸣,利益集团角力,在议会争吵中形成法律来达成的。有了民主手段,各种观点得到包容,避免了片面性,填补了人性的弱点,维护了社会整体利益。它是一种经验主义,事先没有框框。他们的先哲洞察了人性遗传的精神,掌握了社会化规则,加上近代政治家的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民主的作风,使他们的法律符合人类文化发展。他们的法理学代表了先进文化。
 
  四、怎样才能依法治国
 
  法律和道德在人性中存在倾向性,随着人类文化的进程,现代社会要对先天的精神倾向作些选择和补充,才能适应发展。
 
  中国古代的先贤看到了人类的自然道德,由于宗法文化的限制,没有看到社会文化的发展,他们的法理学限制了人的精神成长和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只是掌权者镇压异已的借口,偏离了为社会整体的善的精神,靠它不能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所谓社会主义道德:集体主义、无私奉献、忠于革命忠于党、助人为乐等等,脱离了自然道德,舍本逐末,类似于宗教空洞的说教,有愚弄人的成份。西方文化源远流长,较好地适应了人类的文明进程和精神成长。但这是长期文化发展的成果,简单照搬也不行。
 
  我们需要精神文化定位。就是十三亿人的国度要有基本的相处规则、道德总纲,这就是理性道德。简单的表述就是两条国家公义,法律是要强制的道德内容。目前经过法律工作者的努力,在保护普通人权益方面的法律已大致完成,但要芸芸众生接受,还要将社会正义作为道德核心,就能更好地与守法观念结合起来,发掘人内心的良知,从而推广普及。
 
  马克思主义法学应尽早丢弃,这脱离人性的东西本就是祸乱之源。丢掉紧箍咒,法律工作者才能打开思路,回归理性良心,以仁慈公正的态度从事工作。政治家掌权者才能发掘内心的长者精神,关注社会整体利益。
 
  苏联和中国实行的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是一场造神运动,将领导当作神,建立权力金字塔。这只相当于资本主义之前的神权政治,属于落后文化。维护这体制需要禁锢人的思想、限制人的精神成长、约束人的活力、不断打击异己、造成民族内耗。在科学发展,民智提高的当代,这种体制矛盾百出,不得安宁。掌权者要顺应历史潮流,开放党禁,让民众自由组党,民主竞争,选出民意代表组成立法会,通过法律监督政府行政。这是让民众提高生存自信,增强守法自觉性的有效办法。也是党走入现代文明规范,在民意中重生的办法。
 
  民主宪政是不可避免的选择。通过民主立法程序才能产生良法,体现公义的社会,让民众信服,真正的依法治国建基于此。
 
  法治不是一个党管住十三亿人。法治是为了十三亿人精神成长,走向现代文明,将国家民族导向文化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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