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政府和人民不是契约关系而是委托关系

法律界 http://www.mylegist.com 2013-12-27 22:20  共识网  

就政府祈求延长退休一事,经济观察网发表网评称“延长退休年龄即政府违约”。该评论认为:“对于保险公司和政府来说,虽然面临养老保险金的巨大缺口,也不应以单方面撕毁已经与公民签署的契约为方式,来解决自身的燃眉之急(这实际上是一个谁的利益最大的问题)。这样做是违背契约精神的,也不利于全社会树立起契约精神,会导致全社会契约精神的进一步缺失,会鼓励不守信的风气蔓延。对企业、对社会、对政府部门都将是巨大的伤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一个追求法治和民主的社会,政府和公民都应该加强‘契约意识’与‘契约观念’。这是我们迈向民主与法制的关键的一步,如果契约精神不存、社会诚信不彰,何谈民主法制?”(经济观察网《延长退休年龄即政府违约》)“延长退休年龄即政府违约”的说法被普遍传播, 渗入人们的意识当中,在不经意中被不少人所认可——这缘于对延迟退休的反对。 于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官僚们暗爽,他们借此暗渡陈仓,把“政府主体地位”的私货偷偷输入人们的潜意识中,而为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的图谋打下思想意识的基础。
 
  于是,产生了一个原则性的理论误导:政府与人民似乎是一种契约关系。这是错误的。政府与人民主体是委托授权关系而不是契约关系,人民主体把一部分公权力,特别是具体 实施的部份委托给政府。而绝对不是两个主权体之间的契约关系。这种理论错位,必然导致政府与官僚阶层政治活动的错位,把自己当成了公权力主体,凌驾于人民之上而任意作为。
 
  关于政府的所谓“契约观念”恐怕来源于西方思想家卢俊的“社会契约论”,但肆意加以扭曲。
 
  “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卢俊《社会契约论》)
 
  显然,在卢俊那里,是社会成员为了够用一切公共力量来捍卫和保护人身和每个成员的财富才自愿达成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契约——社会公约。社会公约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契约,而不是人民与政府 之间的契约。
 
  “应当记住,社会契约的基础是财产,而它的第一条件是每个人应有稳定地保持他所有一切的权利。”(卢俊《论政治经济学》)
 
  “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权本质上是共同意志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决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决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
 
  社会契约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政府就是介于人民和主权体之间的媒介,使两者互相沟通,并负责实施法律和维护自由。”(《卢梭民主哲学》)
 
  “创制政府的行为绝不是一项契约,而只是一项法律;行政权力的受任者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对于这些官员来说,绝不是什么订约的问题,而只是服从的问题;而且在承担国家所赋予他们的职务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而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来争论条件的权利。”(卢俊《社会契约论》)
 
  显然,形成社会公约的全体社会成员——人民构成了主权体,主权体把行政权力委托给政府,政府只是介于全体社会成员与每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媒介,而不是人民主体之外的另一个独立的主权体。政府官员只能服从人民,无权与他们谈论契约关系,争论条件。 中国的某些砖家为贪官们代言,四处散布政府与人民的契约关系,政府的主体地位论调,而归之为社会契约精神,那就是公然强奸卢俊,扭曲他的思想,偷输封建官僚的统治思想,为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张目。
 
  而且,根据卢俊的契约论思想,社会公约必须能够保护每个人的一切权力。养老金是社会成员劳动积蓄而形成的一种个人权利,社会公约就必须能够予以保护,而不能容许有一个社会公约成员之外的“政府”来任意 剥夺,决定“延长退休”、“降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延迟拿退休金”,侵犯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关于社会成员利益的决定只能由社会成员自己来达成共识,形成 公共意志。至于政府,它只是人民主体(形成社会公约的全体社会成员)委托授权的实施机构,它必须忠实执行人民主体的意愿,而不能凌驾于人民主体之上。这样的思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期的思想家卢俊那里已经形成——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统治的时期,它只能依靠平民的支持,所以就必须成为平民的代言人,反映平民的利益。
 
  “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社会条约以保全缔约者为目的。”(卢俊《社会契约论》)
 
  “治国怎能和治家一样呢?父亲的心身自然强于子女,只要子女需要父亲的保护,父权就可以合理地说是天所赋予的。但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它的全部成员天然平等,政权就其制度来说是全然专断的,所以只能建立于协议基础之上,而行政官除了依靠法律就无法对百姓行使权力。父亲所负的义务乃是天性所委于他的,天性不容许他忽视这些义务。统治者就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在他们自己答应人民去做,因而人民有权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上,才真正对人民负有责任。”“对于政府来说,最紧要的,也许是最困难的事情,便是在严格公平地对待全体人民方面,尤其是在保护穷人避免富人压迫方面,要绝对的公正。”(卢俊《论政治经济学》)
 
  当前所谓的“延迟退休”的狂热基本反映了一部分政府高官继续保有既得利益的诉求,而企图伤害平民、一般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个人权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根本违背政府必须“在严格公平地对待全体人民方面,尤其是在保护穷人避免富人压迫方面,要绝对的公正”的宗旨。 做为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生死攸关的养老问题是重大的社会大事,只能由社会的全体成员来达成共识,形成法律,而不能由政府,甚至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人社部来独断。十八大关于延长退休的论述无非是一种趋势性的政策建议,唯有经过人民的讨论最后形成共识才能成为公共意志和法律,然后才能委托给政府实施。
 
  卢俊的这些治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平民的利益。
 
  到了无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就完全站在平民的立场上说话了。
 
  马克思宣称“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毛泽东则宣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直接主张政府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政府的实施权力完全来自于人民主体的授权,他们必须无条件执行,而绝对不能够凌驾于人民主体之上为所欲为。这就是人类理想社会必须确立的基本原则。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而不能听任 砖家随意蛊惑。
 
  卢俊告诫过人们:“这不是说统治者的命令不可以成为公共意志;那是可以的,只要主权体可以自由反对却不加反对,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普遍的沉默当作人民默许。”在近代数百年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洗脑之下,中国平民中充满奴才意识,官僚们因而可以为所欲为,把自己当成社会的主人,把自己的意志变成人民不得不沉默之下的“公共意志”。而恩格斯更是明确地告诫过人们:“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已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34-335页)”
 
  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是人本思想的精髓。
 
  古代中国就有华胥梦,诉说华胥仙国之理想梦境,该国百姓听任自然,甚为自得。《列子·黄帝》:“(黄帝)昼寝而梦,游於华胥氏之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无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头,云雾不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黄帝既寤,悟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中国自古就孕育了浓厚的人文精神。诸如,老子曰:“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意思是说:想据有天下而随意摆布,我预见他不可能得逞。天下是所谓的“神器”,不可以随意摆布。随意摆布的以失败告终,占有的还要失去。《荀子·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姜太公直截了当地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源流悠远。
 
  在尧舜禹时代,人们把权力委托给首领,他们带领人们治水,民众的主体地位自然天成。到了禹后期,水患减轻,社会逐渐富足,首领的私有财产大增。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原本是公仆的禹开始向社会的主人转变,并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以维护自己家族的既得特殊利益,贵族统治开始形成。到了秦帝国,贵族统治开始让位于官僚统治,官僚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的理论代言人发明了“王权天授”、“天理论”,掩盖了公权力来自于人民授权的本质,用天授统治权的理论来证明自己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而在西方,则干脆把统治权归于神授,并固化为宗教统治的野蛮形式。
 
  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兴起于受中国人本思想影响的文艺复兴。人本思想经由意大利传向法国,传到英吉利、德意志等。欧洲一度形成社会主义热潮,追求人本的理想社会。最终在德国形成了马克思的人文社会主义思想。并经由俄国传到中国,促使中国的人文精神再度兴起。虽然中国的“精英”一度狂热图谋官僚本位,官僚主体地位,但终究无法掩盖中国人文精神的光辉,人文精神再一次主导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党的十八大报告归结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至此,在中国,人民主体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任何动摇人民主体地位的图谋都将是徒劳。这就使新领导班子迅速获得了人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恢复人民支持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就有了新的希望。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法律界网站立场。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编辑:概论